2025年7月31日，一場捐贈儀式在貴州省博物館舉行。79歲高齡的朱延琦先生在家人陪伴下，將家族珍藏近百年的43張民國時期老照片鄭重移交貴州省博物館。這批影像資料中，42幀大夏大學西遷貴陽期間拍攝的貴州苗族風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如同穿越時空的密碼，解鎖了一段塵封在抗戰期間的文化守護往事。

七七事變后，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遭受重創，大批高校被迫踏上南遷西遷之路。大夏大學西遷貴陽，成為較早西遷的高校之一。彼時，西南邊疆的穩定和民族團結直接關系到抗戰大局。大夏大學遂將“社會經濟調查室”改組為“社會研究部”，由文學院院長吳澤霖主持，肩負起民族調查與凝聚抗戰力量的使命。

從1938年至1940年，社會研究部足跡遍布安順、爐山（今凱里市）、黎平等地。這一時期的民族調查，促成了吳澤霖由社會學到人類學的學術轉向：通過對貴州少數民族做深入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厘清漢族、苗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之間內在的共同性，從而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共同抗戰。

調查期間，社會研究部拍攝數百幀民族影像，朱延琦先生捐贈的這批照片，即當年調查成果的一部分。吳澤霖精選代表性作品匯編《苗胞影薈》，計劃分輯出版，然受時局與經濟所困，僅第一輯問世，其余多已散佚。1941年吳澤霖轉赴西南聯大后，仍持續民族研究，1943至1945年間兼任昆明譯員訓練班副主任，培養大批美軍譯員，為抗戰勝利助力。

吳澤霖在西南邊疆奔走的同時，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一生未踏足故土卻以“紫江朱啟鈐”自居的學界泰斗、實業巨擘，在日占區北平書寫著另一段文化守護傳奇。朱啟鈐早年投身政治，1919年轉投實業，1930年組建中國營造學社，成為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開拓者。

1937年北平淪陷后，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營造學社骨干相繼南遷，朱啟鈐留守淪陷區，私人出資雇人保管存放在北平中山公園的資料，設立保管處。1939年8月天津大水，營造學社寄存麥加利銀行的圖紙、資料、底片等遭到浸泡，朱啟鈐組織人員進行緊急搶救、晾曬、清理，為新中國成立后開展文物保護工作和古建筑研究留存了不可再生的珍貴史料。為守護北平中軸線古建筑，1941年朱啟鈐冒險說服偽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局長林是鎮，委托建筑師張镈主持測繪工作。該項測繪工作歷時3年多，為北京古建筑保護與傳承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其間日偽多次拉攏朱啟鈐，他本著“絕不與日本人合作”的原則，以編纂《貴州碑傳集》為由拒絕，其經營的中興煤礦因拒與日方合作被侵占，住宅遭強征，生活困頓仍堅守如初。

在“危巢無可告語”的困境中，從未踏足的貴州成為朱啟鈐的精神慰藉。1938年底，戰時救護總隊西遷貴陽，朱啟鈐遂囑托盧致德收集家鄉照片。盧致德時任后方勤務部衛生處處長，主持抗戰醫療培訓，無暇下鄉拍攝，恰遇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有現成影像，便求取相贈。43幀黔照由此成為朱啟鈐的思鄉寄托。其中，除盧致德1941年題贈“新型汽車行駛苗疆”照外，其余42幀均來自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

抗戰勝利后，朱啟鈐繼續深耕貴州文獻整理。1962年，朱啟鈐將其收藏的黔人黔宦著作15類304部捐給貴州省圖書館，支持家鄉的文化建設。2025年朱延琦捐贈這批照片，正是為了完成朱啟鈐先生的遺愿。

照片跨越千里的流轉見證了西南的學術堅守與北平的文化不屈，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教材，它們訴說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抗戰記憶，更昭示著文化認同是民族復興的精神紐帶。

（作者單位：貴州省博物館）

原刊于《人民日報》（2025年12月13日 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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